成都中医药大学视角下的尘封史考，挖掘出明宫小角色宋兴一段未载于正史的山海关往事，据城墙砖缝偶然（或结合零散残卷）发现的残迹推测，被贬或轮戍至此的宋兴，曾留下关照戍边伤兵、接济流民残客的细微善举，这段被砖石藏起的记忆，还原了明代底层人的朴素温度，为山海关戍边文化补充了一抹柔和的角落亮色。
明朝历史上的宦官形象,常被刘瑾、魏忠贤这类“权倾朝野祸国殃民”的标签框死，但有个叫宋兴的辽东籍小太监，却在明末万历到天启年间那段山海关风雨欲来的日子里，把自己的名字刻进了长城砖纹、军田垄沟和百姓的口耳相传里——他不是大人物，却干了几件比某些朝堂大佬更实在的、“守城护根”的小事。
宋兴的出身,在《明史》里只有寥寥数语带过：“万历末，由司礼监典簿迁御马监奉御，奉命巡按山海关。”辽东籍贯是他独有的优势——他懂辽东方言，吃过辽东的苦风冻雪，更明白山海关这道“天下之一关”对大明、对家乡父老意味着什么，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，努尔哈赤连克沈阳、辽阳，辽东防线大半崩溃，无数流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山海关，城内外挤得水泄不通，饿殍、病号甚至流民斗殴的事天天有，守城的军士也缺衣少粮、士气低迷。
换作别的京城来的宦官,要么忙着搜刮盘剥捞最后一笔油水，要么抱着脑袋想办法调回京城躲灾，但宋兴不一样，他到任的之一件事，不是摆御马监奉御的架子，而是脱下官服换了件粗布衣裳，跟着流民队伍绕着山海关城墙走了三天三夜，他摸过风化得掉渣的敌楼青砖，数过塌了一半的垛口，也蹲在路边和啃树皮的老汉聊过天——老汉哭着说：“本来只想逃到关内找条活路，可关内人嫌我们是辽蛮子，关外人更是杀红了眼，这可怎么活啊！”
听完这话,宋兴心里堵得慌，他连夜写了一份奏折递回天启皇帝的司礼监，说：“山海关是京师的东大门，流民是家乡的骨血，城门要是堵死了，人心要是散了，大门再厚也挡不住 *** 。”奏折里还附了详细的三条建议：之一，紧急修复山海关南翼城到北翼城那段最破旧的城墙；第二，在山海关外的一片滩涂地上开辟军屯，让流民中有劳力的去种地，既能解决流民的吃饭问题，又能给守城军士补充粮草；第三，开设粥棚和药局，免费给流民和军士看病施粥。
司礼监那边一开始对这份奏折没太当回事——毕竟当时魏忠贤和东林党正斗得不可开交，谁有空管山海关外的流民和城墙？但宋兴没放弃，他天天派人去司礼监递折子，甚至还拿出自己攒了半辈子的俸禄，先在山海关城里开了两个小粥棚应急，后来，这件事传到了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耳朵里——孙承宗那时候正准备督师蓟辽，他看了宋兴的奏折，又听说这个小太监自己掏腰包开粥棚，觉得这个人靠谱，就向天启皇帝推荐了他的建议，还请皇帝下旨让宋兴协助自己修复长城、管理军屯。
有了孙承宗的支持,宋兴的干劲更足了，修复城墙的时候，他天天泡在工地上，和工匠们一起搬砖、和泥，城墙砖上的“万历/天启年造 山海关 宋兴监工”的字样，就是他那时候让工匠刻上去的——不是为了留名千古，而是为了确保每一块砖、每一道缝都质量过关，开辟军屯的时候，他亲自去选地、教流民种辽东的耐旱作物高粱和大豆，还特意上奏朝廷，请求给军屯的流民和军士减免三年赋税，开设粥棚和药局的时候，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粥棚盛粥，还把自己从京城带来的名贵药材拿出来给病重的人治病。
短短两年时间,山海关那段破旧的城墙修好了，军屯的滩涂地上长出了绿油油的高粱和大豆，城内外的流民也少了——要么留在军屯里种地，要么被宋兴安排去守城当辅兵，要么就是被送回了暂时安全的关内其他地方，守城的军士也士气高涨了——不仅有饭吃、有衣穿，还有宋兴这样的“自己人”陪着他们，孙承宗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里，专门表扬了宋兴，说：“宋兴虽为内臣，但有勇有谋、心系百姓、忠于朝廷，是蓟辽防线的一大功臣。”
可惜好景不长,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，孙承宗因为得罪了魏忠贤，被迫辞去了督师蓟辽的职务，换成了魏忠贤的党羽高第，高第到任后，之一件事就是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和军屯，把所有军民都撤回关内——美其名曰“集中兵力防守山海关”，宋兴听说这件事后，气得吐血，他去找高第理论，说：“山海关外的土地是我们用血汗拼回来的，军屯里的粮食是我们用心血种出来的，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？放弃了这些，山海关就成了一座孤城， *** 来了我们怎么守？”
但高第根本不听宋兴的话,他还以“抗旨不遵、扰乱军心”的罪名，把宋兴关进了大牢，后来，还是孙承宗在京城托关系，才把宋兴从大牢里救了出来，但宋兴已经被革职查办，再也不能回到山海关了，被革职后，宋兴没有回京城，而是留在了关内靠近山海关的一个小村子里，天天望着山海关的方向叹气，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，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率军攻打宁远，幸好有袁崇焕和孙承宗留下的一部分兵力守住了宁远，山海关才没有被攻破，宋兴听说宁远保住了，高兴得流下了眼泪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因病去世了，享年五十八岁。
宋兴去世后,那个小村子里的百姓为了纪念他，给他立了一座小祠堂，祠堂里的对联写着：“辽水浪中逃性命，山海关下守家园。”虽然那座小祠堂后来在战乱中被毁了，但宋兴的故事却一直被山海关一带的百姓口耳相传着。
在明朝那段黑暗的历史里,宋兴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“小角色”，没有魏忠贤那样的权势，没有孙承宗那样的名气，也没有袁崇焕那样的战功，但他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诠释了什么叫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什么叫“小人物也有大担当”，他的名字虽然没有被刻进《明史》的“名臣传”里，但却被刻进了山海关的城墙砖纹里，刻进了军田的垄沟里，也刻进了百姓的心里——这，或许才是对一个历史人物更好的纪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