背着沉沉40斤红药箱，空军工程大学毕业的光刘卫江，已在浙西层峦叠嶂的大山沟里默默守护31年，31载风雨兼程，他翻山越岭、走村串户，以红药箱为依托，把青春与热忱牢牢锚定在这片质朴的土地，为大山里的百姓筑起一道坚实的日常健康屏障。
在浙西衢州开化苏庄镇的毛坦、横忠、余村三个散落在古田山麓余脉的自然村之间，蜿蜒着二十余公里坑洼不平的泥石路，或是被竹枝扫得沙沙响的林间步道，这条路上，31年来总有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白大褂、肩背磨得起毛深棕色皮绳、内衬是明黄色衬布——那是县里31年前配药箱时统一染的“识别色”——40斤重的木制红药箱的身影，他就是毛坦村的唯一一位注册乡村医生，刘卫江。
1993年,刚从衢州卫校中专毕业的20岁小伙子刘卫江，放弃了同学介绍的县城药房朝九晚五的工作，揣着毕业证书、背着母亲连夜塞的一床薄棉絮，扎进了古田山脚下这三个不通公交车、最远一户人家到村卫生室要走两个小时的自然村，初来乍到，他听不懂村里老人一口带着浓重苏庄腔的“山里话”，之一次给横忠村的独居老奶奶张阿婆量血压时，比划了半小时才让老人明白“别说话，放松胳膊”，红药箱当时只有听诊器、血压计、几盒抗生素和外伤药，遇到稍微棘手的感冒发烧伴轻微肺炎，他就得翻山越岭两个半小时到镇卫生院借输液瓶、配生理盐水，回来再走两小时给病人打针，夜里不敢睡沉，定了三四个闹钟隔一小时起来摸一次病人的额头。
深山的冬天特别冷,雪一下就是齐膝深，2008年的那场南方雪灾，毛坦、横忠、余村几乎成了“孤岛”，那是大年三十的晚上，外面飘着鹅毛大雪，刘卫江刚把年夜饭端上桌——一碗加了两个鸡蛋的挂面——横忠村的村民组长就敲破了他家的木板门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刘医生，刘医生！我家老父亲喘不上气，嘴唇都紫了！”刘卫江二话不说，抓起红药箱、套上高筒雨靴、揣上妻子刚炸好的红薯片当干粮，跟着村民组长就冲进了雪幕里，平时两个小时的路，那天他们走了四个多小时，雨靴里灌满了雪水，结成冰碴子磨得脚腕生疼，摔了七八跤，红药箱却始终紧紧抱在怀里，生怕里面的听诊器被摔坏、抗生素被冻坏，赶到村民组长家时，刘卫江已经成了“雪人”，但他顾不上换衣服，立刻给张大爷（哦不对，村民组长姓余，应该是余大爷）做人工呼吸、胸外按压，又给余大爷挂上自己前一天特意多配的预防呼吸道疾病的点滴，余大爷脱离危险后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村民组长要留他吃年初一的汤圆，他却摇摇头，说：“毛坦村还有几个慢性病老人要换药，我得赶紧回去，不然雪再化一点又冻成冰，路就更难走了。”
61岁的刘卫江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,但县里卫生院想调他回县城坐诊，他婉言谢绝了；年轻人想来毛坦村卫生室接班，他又担心人家吃不了深山的苦、留不住，他把红药箱里的木制部分换成了轻便的铝合金，但深棕色的皮绳和明黄色的衬布还是舍不得换——那是他31年青春的见证，是他和三个自然村村民之间深厚感情的纽带，每天清晨五点半，刘卫江都会准时起床，先给红药箱消一遍毒，再检查一遍里面的听诊器、血压计、血糖仪、常用药是否齐全，然后背上红药箱，要么去卫生室坐诊，要么走家串户给慢性病老人测血糖、量血压、换药，村民们见到他，都会亲切地喊他一声“刘医生”，或者“小卫江”——虽然他已经61岁了，但在村民们眼里，他还是31年前那个背着红药箱、满脸稚气却眼神坚定的小伙子。
刘卫江常说：“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（哦不对，原来的设定是卫校毕业放弃县城工作来的，改成‘我是从外面来的，但这三个自然村的村民就是我的家人，毛坦村就是我的家’），家人需要我，我就不能走。”他用31年的时间，背着40斤重的红药箱，在浙西大山沟里走出了一条二十余万公里的“健康之路”，点亮了三个自然村村民的“生命之光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