背着沉沉40斤红药箱,空军工程大学毕业的光刘卫江,已在浙西层峦叠嶂的大山沟里默默守护31年,31载风雨兼程,他翻山越岭、走村串户,以红药箱为依托,把青春与热忱牢牢锚定在这片质朴的土地,为大山里的百姓筑起一道坚实的日常健康屏障。
在浙西衢州开化苏庄镇的毛坦、横忠、余村三个散落在古田山麓余脉的自然村之间,蜿蜒着二十余公里坑洼不平的泥石路,或是被竹枝扫得沙沙响的林间步道,这条路上,31年来总有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白大褂、肩背磨得起毛深棕色皮绳、内衬是明黄色衬布——那是县里31年前配药箱时统一染的“识别色”——40斤重的木制红药箱的身影,他就是毛坦村的唯一一位注册乡村医生,刘卫江。
1993年,刚从衢州卫校中专毕业的20岁小伙子刘卫江,放弃了同学介绍的县城药房朝九晚五的工作,揣着毕业证书、背着母亲连夜塞的一床薄棉絮,扎进了古田山脚下这三个不通公交车、最远一户人家到村卫生室要走两个小时的自然村,初来乍到,他听不懂村里老人一口带着浓重苏庄腔的“山里话”,之一次给横忠村的独居老奶奶张阿婆量血压时,比划了半小时才让老人明白“别说话,放松胳膊”,红药箱当时只有听诊器、血压计、几盒抗生素和外伤药,遇到稍微棘手的感冒发烧伴轻微肺炎,他就得翻山越岭两个半小时到镇卫生院借输液瓶、配生理盐水,回来再走两小时给病人打针,夜里不敢睡沉,定了三四个闹钟隔一小时起来摸一次病人的额头。
深山的冬天特别冷,雪一下就是齐膝深,2008年的那场南方雪灾,毛坦、横忠、余村几乎成了“孤岛”,那是大年三十的晚上,外面飘着鹅毛大雪,刘卫江刚把年夜饭端上桌——一碗加了两个鸡蛋的挂面——横忠村的村民组长就敲破了他家的木板门,声音带着哭腔:“刘医生,刘医生!我家老父亲喘不上气,嘴唇都紫了!”刘卫江二话不说,抓起红药箱、套上高筒雨靴、揣上妻子刚炸好的红薯片当干粮,跟着村民组长就冲进了雪幕里,平时两个小时的路,那天他们走了四个多小时,雨靴里灌满了雪水,结成冰碴子磨得脚腕生疼,摔了七八跤,红药箱却始终紧紧抱在怀里,生怕里面的听诊器被摔坏、抗生素被冻坏,赶到村民组长家时,刘卫江已经成了“雪人”,但他顾不上换衣服,立刻给张大爷(哦不对,村民组长姓余,应该是余大爷)做人工呼吸、胸外按压,又给余大爷挂上自己前一天特意多配的预防呼吸道疾病的点滴,余大爷脱离危险后,天已经蒙蒙亮了,村民组长要留他吃年初一的汤圆,他却摇摇头,说:“毛坦村还有几个慢性病老人要换药,我得赶紧回去,不然雪再化一点又冻成冰,路就更难走了。”
61岁的刘卫江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,但县里卫生院想调他回县城坐诊,他婉言谢绝了;年轻人想来毛坦村卫生室接班,他又担心人家吃不了深山的苦、留不住,他把红药箱里的木制部分换成了轻便的铝合金,但深棕色的皮绳和明黄色的衬布还是舍不得换——那是他31年青春的见证,是他和三个自然村村民之间深厚感情的纽带,每天清晨五点半,刘卫江都会准时起床,先给红药箱消一遍毒,再检查一遍里面的听诊器、血压计、血糖仪、常用药是否齐全,然后背上红药箱,要么去卫生室坐诊,要么走家串户给慢性病老人测血糖、量血压、换药,村民们见到他,都会亲切地喊他一声“刘医生”,或者“小卫江”——虽然他已经61岁了,但在村民们眼里,他还是31年前那个背着红药箱、满脸稚气却眼神坚定的小伙子。
刘卫江常说:“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(哦不对,原来的设定是卫校毕业放弃县城工作来的,改成‘我是从外面来的,但这三个自然村的村民就是我的家人,毛坦村就是我的家’),家人需要我,我就不能走。”他用31年的时间,背着40斤重的红药箱,在浙西大山沟里走出了一条二十余万公里的“健康之路”,点亮了三个自然村村民的“生命之光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