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代十国末期，作为沙陀余烬里唯一北方的“孤忠”政权，北汉是十国中最后灭亡的割据势力，951年后汉被郭威建立的后周取代，沙陀突厥沙陀部人、后汉开国帝刘知远之弟刘崇在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称帝，沿用汉国号，史称北汉，它长期依附辽朝以抗周抗宋，虽河东贫瘠、国力衰微，仍凭险据守28年，最终于979年被宋太宗赵光义亲征攻克晋阳而亡，谱写了一段充满依附、困守、挣扎的复汉悲歌。
公元907年，朱温灭唐建梁，开启了五代十国的乱世纷争，在这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兵燹中，十国多是南方偏安政权，唯独北汉扎根于河东大地，以沙陀族皇室的身份，在契丹与中原的夹缝中撑过了二十余年,成为五代十国舞台上最后的谢幕者。
后汉崩塌，晋阳建国
北汉的建立，源于后汉的覆灭，后汉是五代中第三个沙陀族政权，由刘知远在947年建立，定都开封，可仅传两代，950年，后汉隐帝刘承祐猜忌大将郭威，杀其全家，郭威愤而起兵，攻入开封，次年称帝建周（史称后周）。
刘知远的弟弟刘崇正任河东节度使、镇守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，他本就与郭威不合，听闻后汉被篡，索性在晋阳自立为帝，国号仍为“汉”，沿用后汉乾祐年号，史称“北汉”——以此与定都开封的后汉相区别,也标榜自己是沙陀汉祚的延续。
可北汉从建国起就先天不足：它仅占据河东十二州（约今山西中部、北部），地狭民贫，人口不过数十万户，与占据中原富庶之地的后周相比,实力天差地别。
依附契丹，夹缝求生
为了在乱世中存活，刘崇选择了一条争议之路：向北方的契丹（辽国）称臣求援，他遣使赴辽，尊辽帝耶律阮为“叔皇帝”，自称“侄皇帝”，每年向辽进贡大量财物，辽帝本就想在中原扶持一个缓冲政权，牵制后周、北宋，自然欣然应允，不仅册封刘崇为“大汉神武皇帝”,还多次出兵相助。
此后，北汉的几代君主——刘崇（后改名为刘旻）、刘钧、刘继恩、刘继元——都延续了“联辽抗中原”的国策，虽说是依附，但北汉皇室始终以“汉家正统”自居，不肯轻易放弃沙陀族的骄傲,因此在夹缝中又多了几分挣扎的意味。
烽火连年，硬抗中原
北汉虽小,却从未停止与中原王朝的对抗。
后周显德元年（954年），柴荣刚继位，刘崇便联合辽军大举攻周，试图趁后周立足未稳夺回中原，双方在高平（今山西高平）展开大战，柴荣亲临阵前，后周军队士气大振，一举击溃北汉与辽军联军，乘胜包围了晋阳，眼看北汉就要亡国，辽军援兵赶到，加上后周军队因长期征战染上疾病，柴荣只得撤兵，北汉虽逃过一劫，但国力大损,从此只能偏守河东。
北宋建立后，赵匡胤定下“先南后北”的统一策略，先平定南方诸国，再回头对付北汉，期间赵匡胤曾两次亲征北汉，甚至引汾水灌晋阳，但每次都因辽国出兵救援、宋军后勤不济而功亏一篑，坚固的晋阳城和辽国的支持，成了北汉最后的“护身符”。
晋阳归宋，乱世终结
太平兴国四年（979年），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，决定彻底解决北汉问题，他吸取前车之鉴，先派大军阻击辽国援兵,自己则亲率主力围困晋阳。
辽军果然南下支援，却在石岭关（今山西阳曲东北）被宋军击败，北汉彻底陷入孤立，赵光义下令猛攻晋阳，城中守军渐渐不支，同年五月，北汉末帝刘继元见大势已去,只得开城投降。
至此，立国29年的北汉灭亡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终于画上句号，赵光义为防止晋阳再成为割据之地，下令焚毁晋阳城，将城中百姓迁往开封,这座千年古城就此毁于一旦。
北汉就像五代十国乱世中的一撮余烬：它是沙陀族政权的最后延续，是契丹与中原博弈的棋子，也是乱世落幕前的最后一声叹息，它的存在，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分裂与动荡,也预示着统一时代的即将到来。